唐律明确规定婚姻必须经过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，并且遵循六礼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告期、亲迎。张生的“越界”行为，显然是对礼教的一次挑战。然而，崔莺莺并非无动于衷。她用诗回应了张生的情意，但又用初次会面时的斥责掩饰了内心的矛盾。
这一矛盾贯穿了整个故事：莺莺既渴望真挚的爱情，又无法摆脱礼法的束缚；张生既追求个性解放，却又害怕因逾越规矩而失去前途。他们的爱情，在礼与法之间，挣扎着前行。
爱情的燃烧与隐退
张生的坚持，终于打动了莺莺。她主动赴约，甚至打破了传统女性的矜持，与张生私定终身。然而，这段燃烧的爱情却注定难以持久。
故事中，崔莺莺的角色颇具复杂性。她是唐代贵族女性的典型代表，拥有文化修养和独立思考能力，但又无法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。她以才情选定张生，却无法公开承认这段感情的正当性。在与张生的相处中，她总是若即若离，既有深情的付出，又保持着若隐若现的退却。
而张生，则是唐代士人的缩影。他的追求，不仅是爱情，更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意识到，这段感情的维系需要付出太多，而莺莺的家世与门第，无法为他的仕途带来助力。在礼法和社会的重压下，张生最终选择了离开。
礼法的枷锁
《莺莺传》的核心矛盾，是礼法与情感的冲突。
在唐代，门阀制度和礼教规范对婚姻的约束尤为明显。崔莺莺虽是贵族后裔，但家道中落，作为一名寡妇之女，她无法为张生的仕途提供门第支持。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，婚姻更多是一种家族利益的结合，而非单纯的爱情选择。
张生与莺莺的分手，正是礼法与现实博弈的结果。张生离去时，莺莺以诗相赠：“弃置今何道，当时且自亲。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。”这首诗，是莺莺对张生深情的告别，也是她对礼法压制爱情的无奈叹息。
然而，莺莺的主动追求和敢爱敢恨，也体现了唐代女性意识的萌芽。在那个相对开放的时代，女性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参与度远高于前代。这使得莺莺这样的人物形象，具有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先锋性格。
从悲剧到喜剧
《莺莺传》的故事，在后世被多次改编。金代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和元代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，都对这一故事进行了重新演绎。然而，与元稹的悲剧性结局不同，后世的改编更注重张生与莺莺之间的圆满结局。
这种变化，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对爱情和婚姻观念的转变。唐代的张生，是一个背负着门第、礼法和仕途重压的士人；而元代的张生，则成为一个为爱情抗争到底的英雄形象。这种从悲剧到喜剧的演变，体现了社会对个性解放和情感自由的逐步接受。
分手的哲学
《莺莺传》不仅是一段爱情故事，更是一场关于个体与社会的哲学探讨。
张生的离开，表面上是对莺莺的辜负，实则是对现实的妥协。他的选择，体现了唐代士人的典型价值观：家族利益和仕途成功，高于个人的情感追求。
而莺莺的分手信，则是女性在礼法重压下的自我成全。她以退为进，用一场温柔的告别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，也捍卫了自己的感情。
他们的分手，是礼法对情感的一次胜利，却也是情感对礼法的一次微弱反抗。在这场悲剧中，既有莺莺的妥协，也有她的勇敢；既有张生的软弱，也有他的无奈。
结语：爱情的变迁与不变
千百年来，张生与莺莺的故事，始终被人们传颂。从唐代的《莺莺传》，到元代的《西厢记》，再到现代的影视改编，这段传奇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。然而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故事的核心始终未变：爱情，永远是人类最复杂、最动人的情感。
张生与莺莺的分手，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也是爱情永恒命题的注脚。在今天，当我们面对爱情与现实的冲突时，是否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？是否也能在分手时，像莺莺一样，以一首诗相赠，为一段情画上温柔的句号？
正如莺莺所言：“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。”这句千古名句，跨越了时间的界限，成为了所有爱情故事中，最温暖的一声告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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